乱世看攻伐，盛世看人事：汉宣帝的人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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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吏治乱，儒吏安抚，两者相互融合，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这样的政治人事理念，在宣帝一朝，一直得以贯彻落实。
最能体现统治者的政治意图的，乱世看攻伐，盛世看人事。西汉宣帝一朝的人事任命极具代表性。
西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即位。但是由于他的胡作非为，致使他只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就被废黜。后来，权臣霍光拥立了戾太子的孙子刘病已即位，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坐过牢的皇帝，他刚出生就受到祖父戾太子巫蛊之案的牵连，除他之外全家都被武帝斩首，他在监狱中由女囚哺乳养活，后逢大赦，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掖庭中长大。
他一即位，就体会到了霍光集团的政治压力，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高庙”拜谒，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来的，再加上昌邑王的前车之鉴，他对霍光很尊敬，霍光请求还政于宣帝，他谦让不接受，朝廷中各项事情都先通过霍光，然后再奏知天子。
01
宣帝和霍光相互制衡期的人事平衡
一个如日中天的权臣和一个来自民间谦逊低调的草根皇帝PK，似乎朝廷中的人都知道怎么站队，然而果真如此么？
首先，霍光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本人是没有篡位的打算和举动。此时中国历史的时间线才到西汉，还没有诸如王莽、司马炎等人能给他刷经验，社会和平时期进行篡位这件事可能性低得无异于自寻死路。
其二，霍光认为自己的子孙无才。当张安世的儿子和霍光的儿子进攻乌桓回来后，霍光问他们二人作战策略，山川地形，张安世之子对答如流，而霍光的儿子却一问三不知。子不如人的苦涩让位极人臣的霍光也忍不住叹息：“霍家将要衰败，张氏将要兴盛。”
熟知司马家篡位过程的都知道，豪门望族河内司马家三代人共同努力才篡夺了曹魏的江山，而且这还是建立在老子英雄儿好汉，孙子也不是孬种的基础上。霍光思量自家的儿子，估计连承袭自己的职位都难以守住，霍光即便有篡位的心思也得往肚子里咽。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霍光与宣帝的关系是翁婿关系，宣帝一度十分宠爱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宣帝的第二任皇后）。从《汉书》中来看，二人的权力斗争虽然绵密而激烈，但是大多时候维持在不撕破脸皮的局面，有些情况下还出现了一起搭班子，相互补台的默契。
龚遂任职渤海太守的时候，希望宣帝能够允许他在当地便宜行事，宣帝同意。
常惠出使乌孙，请求顺道攻击杀害汉校尉的赖丹，宣帝不允许，霍光出面允许常惠。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来，霍光并没有完全限制宣帝的人事权，而且会在宣帝举措不当的时候予以弥补。
宣帝即位第四年，全国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有四十九个郡国受灾。按照当时的说法，地震出现的原因是由于阴迫阳伏，而君为阳，臣为阴，为臣迫君所以才地震。宣帝为了给霍光补台，主动承担责任，让群臣纳谏指出自己的不足，同时大赦天下，素服避正殿。次月又生造了两个祥瑞凤凰，丧事喜办把事情遮掩过去，不再提起。
当权臣和皇帝权力的博弈达到相对平衡的时候，人事自然也趋于平衡。此时，最大的砝码就变成时间。换言之，就是拼两个大佬谁的命长。
宣帝即位的时候是十八岁，史书中没有霍光的年龄记载，但是他跟随武帝三十余年，辅佐昭帝十余年，此时至少也有五十余岁了。
最是岁月不饶人。
地节二年，霍光去世，此时的宣帝二十三岁，正当好年华。
霍光墓
02
剔除霍光的人事布局
霍光死后，曾经属于他的权力需要再次寻找继承者，无论是宣帝还是霍家儿孙，都吃不下这个烫手山芋。
此时的人事变动很有意思。
宣帝安排了张安世继承霍光大将军的职位。张安世是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的儿子，昌邑王被废后，和霍光共同拥立宣帝即位，是霍光的心腹。对于这个人选，霍家很满意，认为张安世只是短暂的代理一下而已，权力很快就会回到霍光的儿子手中。
然而，张安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前掖庭令张贺的弟弟。张贺曾经是戾太子的门人，后来被牵扯到巫蛊之案中，遭到腐刑后做了掖庭令，宣帝就是被他照顾着长大的，张贺不仅出钱供宣帝读书，还为他娶了许平君，让自从出生起就孤苦无依的宣帝总算有所依靠。宣帝对此非常感恩。
张安世做大将军麻痹了霍家的神经，不得不说，霍光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他的儿子女婿里确实是没一个像样的，权力像是脱缰的野狗，放出去就很难收回，张安世的上位说明了宣帝打算温水煮青蛙。
除了大将军的职位外，中央还有两个岗位最为重要，一是丞相，二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一般是默认的丞相后备人选。
霍光独揽大权的时候，相权在权力中心发挥的作用并不彰显，然而霍光死后，相权的重要性又开始凸显。
此时的丞相是韦贤，韦贤是当时的大儒，他通晓经义，但是从履历上来看，是个当老师的出身，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
宣帝中意的丞相是御史大夫魏相。
魏相是卒吏出身，被举荐为县令，是从基层发迹的官员，曾经被霍光关进过监狱。也就是说他和霍光之间是有点摩擦的。
霍光死后，宣帝封赏霍光的后人，魏相立刻上书指责这一行为不妥。
然后宣帝怎么做的呢？他重用魏相，给他加封了“给事中”。魏相原任御史大夫，虽然位列三公，但因属于外朝官，无特别诏旨不得出入禁中。加授给事中后，就大不同了，魏相从此有了中朝官的资格，得以给事禁中，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参议政事。
这个人事任命一下达，整个朝堂的风向就变了。霍家墙倒众人推，霍光夫人曾经毒杀许皇后的事情也浮出水面。
霍家三个儿子的爵位被废，女婿们被赶出京师去地方上做辅官，霍光时代的丞相韦贤也因为老病主动辞职。
要知道秦汉以来所有的丞相，只要不犯罪，基本上是老死在这个丞相位置上的，韦贤的辞职开创了丞相致仕制度的先河。
这种先河谁爱开啊？根本原因就是宣帝嫌他碍眼。接任韦贤成为丞相的，当然是宣帝中意的魏相。
03
儒法之争，遵从“汉家制度”
《汉书》把官吏分为两类，分别是循吏和酷吏，遵循儒家思想的为循吏，奉行律令法条的则为酷吏。
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吏的划分往往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尤其是宣帝一朝，宣帝奉行“霸王道杂之”，并不能简单的以循吏和酷吏来划分，有些遵循律令法条的酷吏往往也并不是那么酷，一般将这个群体称之为更中性的“文法吏”。
儒吏和文法吏构成了宣帝时期的官吏体系的主要部分。
由于石渠阁会议的光环，宣帝一度被认为是亲儒的中兴之主，但是纵观宣帝一生的人事安排，这点纯属儒家自作多情了。
可以用两个重要地区的官吏人事变动来分析宣帝对这两种官吏的使用偏好。
其一是颍川地区。
颍川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大郡，是除了三辅之外人口最多的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与此同时颍川也豪强并行，肆无忌惮。
颍川太守这个位置一直很难当，直到来了赵广汉。他是位典型的文法吏，偏向于酷吏，他刚到颍川，就杀了当地两个有名的宗族首领，立刻在豪强并行的颍川郡立了威。随后，他又发明了延续至今的匿名举报箱制度，引得豪杰大姓之间相互揭发，颍川郡由此安定，但是同时，也激发了很多社会矛盾。
赵广汉这种酷吏走了之后，宣帝又派来了韩延寿，韩延寿是儒吏，治理颍川的时候以礼仪、孝悌等儒家思想教诲影响百姓，颍川得以大治。
从韩延寿的个人的际遇，可以更清楚的看清宣帝对于儒吏的态度。
从《汉书》上来看，韩延寿确实是个能力卓越的官吏，但是他的人设却带着点玛丽苏光环，小吏欺瞒他，他不责备旁人，反而先反思自己的过失，小吏都很后悔，甚至有小吏因此自杀。在他治理之下，没有人打官司，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对他有所欺瞒。
然而韩延寿的同事却看他不顺眼，大儒萧望之首当其冲，向宣帝弹劾韩延寿用官钱借贷给百姓。
这也解释百姓为什么不忍心欺瞒韩延寿，因为韩延寿给他们钱，他们跟着韩延寿有饭吃。
宣帝对此很恼怒。他忌讳的不是韩延寿把官钱借给百姓，他忌讳的是韩延寿用这些钱收揽自己的民心，营造自己的光环，导致百姓拿了官家的钱，却只知道感激韩延寿而不知道感激皇帝，这让宣帝产生了“恩不从己出”的愤怒。韩延寿因此被斩。
颍川还有个治吏，继承了韩延寿的治郡方法，巩固了颍川的大治，这个人就是黄霸，黄霸治下的颍川，祥瑞多次出没，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前后8年，“政事愈治；是时凤皇、神爵数集郡国，颍川尤多。
吃着韩延寿的政治福利，又凭借这一手造祥瑞的本事，黄霸被调任京兆尹。京兆尹隶属三辅，也是分析宣帝对官吏偏好的第二个重要地区。
三辅是西汉时期的长安附近的京畿重地，西汉初年，迁徙六国的贵族到三辅，便于西汉中央政府能够有效控制地方。这也造成了三辅地区贵族、豪强、巨商、贼寇各方势力混杂,犬牙交错。
负责治理三辅地区的有三名官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尤以京兆尹最为难干。宣帝一朝能胜任这个职位的没几个，经常出现频繁更换京兆尹的事情，祥瑞生产标兵黄霸来了没几个月，就因为不能胜任被宣帝赶回了颍川。
能胜任京兆尹的官吏只有文法吏，而且不能是一般的文法吏。
据《汉书》记载，能胜任京兆尹职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广汉，一个是张敞。
前文说过，赵广汉是属于文法吏中的酷吏，而张敞则偏向于文法吏中的儒吏。张敞对《春秋》很有研究，他行事不仅按照律令法条，还时常用经义作为法条的辅助，对待贤者会大加表彰，并不纯粹地使用刑罚来威慑。
宣帝非常喜欢他，即便后来张敞无理杀人，宣帝也只是暗示他赶快逃跑，风头一过就继续启用。
除了爱给媳妇画眉毛之外，张敞这种官吏简直是宣帝心中的完美模板。
酷吏的过多使用会激起民怨，儒吏又无法应付复杂的社会环境，汉宣帝则各用所长，文法吏治乱，儒吏安抚，两者相互融合，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这样的政治人事理念，在宣帝一朝，一直得以贯彻落实。
04
继承人培养上的偏离初心
政治理念的持续需要相对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以及继承人对理念的认同。
宣帝在后者上出了大岔子。
他的太子对儒术非常尊敬，劝说宣帝应该更多的使用儒生做官吏。
宣帝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万万没想到跳出来否定他的，居然是他的继承人，宣帝气得将太子大骂了一通。
这事说来真的不是太子的锅，追究本源，是宣帝给太子挑选老师的时候出了问题。
太子最初的老师是丙吉。丙吉对宣帝有大恩。宣帝因巫蛊之案被关在监狱中，因为有丙吉的照顾才免于冻饿凄苦。
武帝晚年的时候，要处死巫蛊之案入狱的所有罪犯，多亏丙吉紧闭狱门，不让使者进入，宣帝才得以保全。
丙吉是狱吏出身，同时也通晓经义，他做太子的老师既知晓实务，又能结合理论。
后来，丙吉调任了御史大夫，作为后备宰相培养。丙吉挽救西汉血脉于式微，保留革命火种，是个有大福报的人。
丙吉之后，疏广、疏受二人为太子的太傅少傅，这两人都是儒家出身，通晓春秋，又是叔侄，两人给年方七岁的储君重塑三观，简直不要太顺手。
当时的丞相魏相建议让太子的外公家派人一起监护太子，结果被宣帝自己给驳了回去。
再后来，宣帝又把萧望之打发来教太子读书，没错，萧望之也是位大儒。
就这样，一个坚持“霸王道杂之”的老爹培养出了一个精通《论语》、《孝经》的儿子。
这事怪谁？后来宣帝想要废太子，汉书上说他念及与早逝的许皇后情分，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独尝自食苦果的无奈。
宣帝死后，元帝即位，以“纯任德教”取代“霸王道杂之”，以儒吏取代文法吏，律令法条的约束力被淡化，特权阶级兴起，外戚宦官专权，豪强兼并土地越发嚣张。
东汉崔寔批评元帝说：“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
中兴之后，西汉走向了不可挽回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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